2.15 河津告急

　　卢象升组织的第一次围剿计划，仅李重镇部抓获了二十五个匪徒喽啰，其它三路空手而归；十天后即天启五年(1625)五月五日，卢又组织了一次围剿，结果这回擒获比上回还少，仅十二人。卢不泄气，报告说士兵已经熟悉地理，迟早必能成功，地方州府当面不说什么，背地却又报告说客军师老糜饷，不如调离云云。

五月十五日，正当卢筹划第三次围剿的前夕，河津传来消息，有近万陕贼昨夜渡过黄河，上峰让卢部速去进剿。于是卢象升火速点起军马，直奔河津而来。

当时所称的陕贼，虽名为贼寇，但军事素质不低，其核心是数千被朝廷裁汰或是久不发饷的边军，其武备和单兵素质甚至高于内地的政府军，人皆善骑射，有数头马骡，来去如风；中坚力量是其家属亲随，也有一定的战斗力；数量最大的就是拿刀找饭吃的饥民和被裹挟的群众。这三股力量的合体后凭生存本能行事，毫无法纪伦理约束，又有暴力加持，具有惊人的破坏力。譬如贼寇每宿营，必至居民家中，先曰借锅，再曰借粮，食毕曰借床睡，上床后曰床冷借妻女暖床，稍又不忿则拳脚相加，拔刀伤人亦不少，其官长往往纵容之，百姓被蹂躏得无处伸冤。

陕西边军之所以铤而走险，还是陕西的自然灾害和明廷日益窘迫的财政有关。从成化年起，为防御蒙古，大明在陕西及周边先后设置了延绥、固原、宁夏、甘肃四个军镇，这四镇的后勤补给大多需要陕西民众负担，而陕西在万历后期到天启年的情况却是旱灾连连，供给乏力。此外，朝廷在万历末年将军事重心由西北转向了东北，辽东战场就如一只吸金巨兽，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白银以维持战线，因此军事压力相对不大的陕西四军镇被缩编优化，再加上严重的财政紧缩，一连串变故竟使宁夏、固原、延绥三镇缺饷三十六个月，士兵们没了活路，于是从缺饷弄成闹饷，从闹饷演变成兵变，最后变成了流寇为害地方。①

流寇起因虽情有可原，但自从他们拿刀向百姓要饭吃的那一刻起，他们就黑化成了恶魔，恶魔的行为就只能用罪无可恕来形容。以陕西商城惨案为例，当时万余流寇聚集城楼下，其首领对县令及防守民众说，如打开城门，他们只会取一些粮食、锅盆碗碟等必需品就走，否则就攀附攻城，届时玉石俱焚。贼寇立誓以告，县令在重压下信以为真，加之防守力量薄弱不自信，于是心存侥幸打开城门放入贼人，结果却是贼众猛冲进来，拔刀就砍，民众立时被杀掠一空，阖城幸存者不过十数人。

有此前车之鉴，陕西各城寨都开始坚壁自守，连前来追剿的官军都轻易不得入。贼人乏食，便把目光转向了仅一河之隔、收成相对较好的山西。渡过韩城渡口的这股流贼，便是受马翩翩之邀，想来山西大展拳脚的贺双全部。